王元青　

　　

　　李传夔先生与胡耀明（右）及本文作者（左）一起研究张和兽标本

　　李传夔先生1934年出生于山东潍坊，1952至1956年在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习。1956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实习员（1956-1978)、副研究员（1979-1986）和研究员（1986年起），1986年起任博士生导师，曾任研究所副所长（1989-1995）、党委书记（1991-1995）。担任《古脊椎动物学报》（1980年至今）、《兽类学报》、《科学》、《Historical Biology》和《Journal of Mammalian Evolution》编委。

　　李传夔先生获得的主要奖项包括：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年，集体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1978年，集体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84）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次，1992和1995）。1993年被选为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荣誉会员。

　　并不顺利的起步

　　1956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李传夔先生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等脊椎动物研究室（简称高等室）工作。像所有当时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一样，他也踌躇满志，希望做出出色的工作业绩。然而，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他，却于1958年4月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下放到河北藁城。1959年初返回北京，因杨钟健所长的一句话才避免了遣送北大荒的命运，被派往山西协助刘鸿允、刘宪亭和王水三位做全国地层会议山西地层现场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期间，参与测制了不同时代的中生代地层剖面。1960年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一直到1963年重新回到高等室。在这一段时间里，李传夔先生并没有消沉下去，深知文献资料在古生物学研究中重要意义的他，在工作中尽量熟悉相关的文献资料。古脊椎所图书馆收藏的与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文献资料是亚洲最为齐全的，这也为李先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李先生是有心人，他对文献资料的掌握为自己奠定了开阔的视野，使后来的研究工作得心应手。他对啮齿类和兔形类资料的熟悉程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对其他哺乳动物类群的资料也相当熟悉。时至今日，李先生仍经常给学生和年轻的研究人员在文献及相关研究方面给予指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常就图书、期刊的增订和续订征求他的意见。他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熟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因为了解文献资料的重要价值，李传夔先生在与国际同行交换论文抽印本的同时，还利用出国合作交流的机会收集了大量的文献。他的文献收藏成了同事、学生们的第二图书馆。

　　研究小老鼠，做出大文章

　　李传夔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啮齿类开始的。1962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河北张北第三纪河狸化石”，报道了亚洲首次发现的单沟河狸化石，并命名了一个新种——张北单沟河狸。1963年，他研究发表了亚洲当时最原始的啮齿类化石——杨氏秦岭鼠。同年，他还命名了通古尔单沟河狸。1965年，他研究了我国北方始新世的兔形类化石，其中包括当时世界上时代最早、形态最原始的兔形类——洛河卢氏兔。从此，李先生与啮齿类和兔形类化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研究了我国发现的不同地点和时代的大量啮齿类和兔形类化石，成为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在他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共命名了哺乳动物化石41个新属、72个新种，其中啮型动物（包括啮齿类、兔形类以及它们的祖先类型）新属种数量分别为24个和44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同事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大耗子”，而且这个外号还声名远播，国外的许多同行也知道其来历和故事。

　　追根溯源是古生物学研究者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啮齿类和兔形类的起源也是当时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但由于相关材料的缺乏，研究者之间存在很大的争议。已经研究早期啮齿类和兔形类多年的李传夔先生自然也十分关注这个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华南“红层”考察，给探讨啮齿类和兔形类起源问题提供了契机。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了白垩纪和古近纪沉积地层，因普遍呈现为红色，科学家通常将其称为华南“红层”。对华南“红层”的考察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来于1978年分别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1992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华南“红层”研究的主要成果中，有一项是在我国南方首次确认了古新世地层的存在，发现了古新世亚洲特有的哺乳动物群。正是华南古新世地层和哺乳动物群的存在，为啮齿类和兔形类起源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在经历了“文革”初期几年的中断之后，1970年古脊椎所华南红层队转战安徽，在安徽潜山、宣城（现称宣州）发现了丰富的古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在潜山发现的几件标本因保存有啮齿类一样的门齿，自然成为李传夔先生的研究对象。

　　李传夔先生经过认真仔细的研究，发现这些标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属，并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晓鼠和模鼠兔，因它们在形态特征上分别与啮齿类和兔形类相近，认为晓鼠可能代表了啮齿类的祖先类型，而模鼠兔则可能是兔形类的祖先类型。随着填补啮型类进化中间环节的化石以及更好的标本的发现，李先生对啮型动物起源研究也得以深入、完善。1984年，他依据中国的实际材料，提出了“鼠兔同源”的观点。1987年，他又建立了被广泛接受的早期啮型动物系统发育分类体系，同时指出东亚是啮齿类和兔形类的起源地。不仅后来的一些形态学研究为李先生的结论提供了新的证据，现代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也普遍支持啮齿类和兔形类具有最近的亲缘关系。1995年，他与丁素因先生因这项成果共同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奠定古近纪和新近纪生物年代划分的基础

　　与研究人类历史一样，研究生物演化历史和地球发展历史都需要一个时间标尺。以生物地层学为基础的生物年代学研究就是要提供这样的时间标尺。众所周知，新生代是哺乳动物时代。这一时期，哺乳动物演化速度快，线路清晰，是陆相生物地层划分的主要依据。我国新生代陆相地层分布广泛，发育连续，给以哺乳动物为基础的生物地层研究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欧美发达国家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源地，像其他学科一样，古生物学研究在欧美也有比较长的历史。在新生代哺乳动物年代学研究方面，同样走在了前面。到20世纪中期，北美和欧洲就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以哺乳动物分期为基础的新生代生物年代体系。

　　由于我国乃至亚洲东部地区新生代时期有着独特的地质和生物演化历史，李传夔先生在多年的实际工作中，深刻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新生代哺乳动物年代体系。1983年，他与丁素因先生总结了我国古近纪哺乳动物群，提出了我国古近纪哺乳动物分期和陆相地层划分对比方案，从而奠定了我国古近纪生物年代划分的基础（该成果获得1984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84年，李传夔先生又与吴文裕、邱铸鼎两位先生一起在总结新近纪重要哺乳动物类群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新近纪哺乳动物分期划分方案，并与欧洲进行对比，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初步接轨。

　　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有关科学家共同努力，并且引入了古地磁和同位素测年等方法，使得我国新生代哺乳动物年代体系更加完善，已经作为亚洲的主要参照标准逐渐被国际同行所采纳。李传夔先生和同事们所做的工作无疑是奠基性的。

　　推动我国中生代哺乳动物研究

　　1992年11月，李传夔先生在辽宁西部考察时，见到一件产于热河生物群的哺乳动物骨架。几经协商，最终说服化石收藏者张和先生将其捐献给古脊椎所。这件标本后来以捐献者名字命名为张和兽。有了这件标本，李先生开始组织申请基金，启动了辽西中生代哺乳动物研究。如今，有关热河生物群哺乳动物的研究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成为早期哺乳动物演化研究的热点。

　　在关注热河生物群哺乳动物研究的同时，李先生还带领课题组对曾经发现中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阜新煤系地层展开工作，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中日国际合作项目。虽然阜新煤系中发现的化石保存得远没有热河生物群中的标本完整，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显示了较高的分异度，构成了世界上种类最多的早白垩世晚期哺乳动物群。

　　严谨治学，受人尊敬

　　受前辈科学家的熏陶和影响，李传夔先生的治学态度也极为严谨。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工作中一丝不苟，即使是在为学术刊物审稿和评阅学生论文时，他也极为认真。遇到有疑问的地方，他都要仔细查证相关文献，指出文章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修改意见，作者和学生们都从中获益匪浅。

　　在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当中，李先生可能算不上高产，但在他已经发表的近百篇论著中，有许多成为相关研究的经典，或者是相关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因为李传夔先生在古哺乳动物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1993年他被选为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荣誉会员，成为继杨钟健、周明镇院士之后我国第三位获此荣誉的古脊椎动物学家。

　　修史编志，退而不休

　　李传夔先生1996年退休，研究所返聘他继续从事没有完成的研究工作。期间他不仅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还负责或参与了能够对学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两项工作。

　　2006年6月，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委员会批准，第二届全国古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李传夔先生作为副主任，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各位委员的工作，并亲自撰写了有关哺乳动物部分词条的释义。经过李先生和同行的共同努力，《古生物学名词（第二版）》于2009年9月正式发布，成为我国古生物学名词使用的规范性文件。2010年10月，李先生因在古生物学名词审定过程中的贡献被评为先进个人。

　　2007年，古脊椎所承担了科技部基础性工作项目《中国古脊椎动物志》的编研任务。这是总结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历史和成果的庞大工程，在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发展史上将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研究所组织了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并邀请了外单位专家加盟，力争顺利完成这项工作，像李传夔先生这样有着长期积累和渊博知识的专家也自然成为编写班子的核心成员。按照编写计划，李先生担任第三卷的副主编，同时还兼任该卷十册中四册的主编（2册）或副主编（2册）。目前，李先生担任主编和副主编各有1册的编写工作已经完成，将于年内正式出版。

　　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2009年，是古脊椎所成立80周年，李传夔先生负责编辑所史纪念册，他查阅了研究所档案室收藏的大量历史档案，并走访前辈同仁，在相关部门和同事的协助下，将研究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用画册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另一件是在今年，中国古动物馆的展陈改造，新设立的“鼠与兔”和“蝙蝠与食虫类”两个展区也邀请他出马组织布展。从文字撰写，到每一件展品的挑选和摆放，李老师都亲力亲为，为古动物馆的重装开馆付出了大量心血。

　　看着李先生每天伏案工作的身影，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同时在心里默默祝愿他身体健康。

2006年7月，李传夔先生（中）在内蒙古二连盆地观察地层接触关系（高伟摄）